何飛鵬：社長的筆記本

  這是我追蹤核四廠三十年，所得到的結論。

  民國七○年代初期，我還在《中國時報》當記者時，經濟部提出了核四建廠計畫，總經費達一千六百億元，我基於效益、安全……等理由，連續做了一星期的核四專題，終使俞國華院長出面宣布緩建核四，而這也是我與核四廠的第一次接觸。

  而在此之前，因為記者的身分，我已經不知多少次參觀核一、二、三電廠，我深知核電廠最重要的就是安全，為了確保安全，電廠興建的每一個環節：設計、施工過程、材質，都要在專家最嚴密的控管下完成，可嚴密追蹤、驗證，經確認安全無虞時，才能商轉。而核一、二、三廠的興建，就是經過這樣的過程。

  之後，我離開了第一線的新聞採訪工作。核四廠也在十餘年之後重啟建廠計畫。但新聞工作的直覺讓我仍然持續關心核四廠的興建。

而在二○○○年，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，驟然宣布核四廠的停建，我就警覺到這是台灣人災難的開始。因為鉅額善後處理經費，可能和建廠的經費相距不遠，因為當時大多數的合約已經簽訂，錢不能不花。

  而真正的災難，則從國民黨黨團發動立委，讓核四復建開始。因為核電廠在施工順利時，都未必能絕對確保安全，經過停工的波折、外包廠商的更替、時程的拖延，核四廠的安全更不容易確保。

  我本以為台電專業團隊及原能會等專業單位，會對復建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提出質疑，或許這些單位也做過努力，但專業的意見，終究敵不過藍綠惡鬥的政治角 力，核四廠還是走上了復建之路，台電的核能團隊，也被迫承擔了他們根本沒能力完成的任務。

  基於記者的本能和對自己家園的關心，我持續用我自己的方法，關心核四的建廠過程及安全確保問題。

  我利用各種機會接近相關的核心單位，包括台電本身、經濟部主管官員、原能會官員、學者專家及國外核電廠工程專業人士……。我也有機會受台電之邀，前往興建中的核四廠參觀，當我站在反應爐的巨大建築中，台電人員告訴我，原料棒都已經到位，就儲存在腳下巨大的水槽中時，我心中的涼意油然而生。

  我接觸過所有的核四專家及當事人們，沒有人告訴我「核四無法絕對安全商轉」的結論，他們最多說到「很難」，或這是「近乎不可能的任務」，但記者的敏感及判斷，讓我做出「核四終究無法安全商轉」的結論。做為一個永遠不會離開台灣的人，我覺得有必要說出我的恐懼，讓台灣人民能做出選擇，避免災難發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