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長期被低估的薪資結構已經成為全國民眾共同的痛，郝龍斌甚至以「國恥」來形容，最低的薪資結構已成為朝野共同撻伐與熱議的政治話題。
總統馬英九已正式對企業界道德說服，希望調高企業薪資，只是道德說服始終未見成效，而在野黨則提出調高基本工資到2萬以上的說法，似乎也沒有獲得執政黨的正面回應。如果薪資過低，真的是台灣必須面對的問題，那要如何對症下藥呢？
其實薪資結構是自由市場供需形成的結果，政府並沒有有效的方法以進行干預，而唯一與薪資有關的工具，只有基本工資而已，因此要想改善台灣的薪資結構，放手調漲基本工資是唯一的方法。
政府訂定基本工資是要維持國家最低的工資水準，其實基本工資與整個國家的平均薪資相距甚遠，可是基本工資的調整仍具有指標型的參考意義。
因此過去台灣政府在調漲基本工資時，多極為審慎，每年都是在勞工團體的催促、工商團體的阻擋角力之下，不是維持不動，就是象徵性的調高。
以最近 10 年為例，只有在民國 96 年調整了百分之 9.09，從 15840 調到 17280，然後在民國 100 年及 101年分別調高到 17880 及 18780，而去年則象徵性的調高 200 多元。這代表政府在基本工資調漲上，以照顧企業競爭力為第一優先，勞工權益完全被犧牲了。
因此要想調整台灣的薪資結構，當務之急是大幅調整基本工資，以現行的基本工資 19047為例，如果調整百分之 10，到 20951 也不為過，這個幅度大幅超越在野黨期待的 2 萬元。
基本工資的調整雖未必連動民間薪資的調漲，但是如果基本工資一次性的調漲百分之 10，這一定會形成民間企業的年度調薪指標，而帶動整個薪資結構向上調整。
只是大幅調整基本工資，是否會影響經濟發展、損及企業競爭力呢？
短期的震撼在所難免，但這也會迫使企業不得不走上創新之路，以提高附加價值，做為競爭手段，如果能如此，反而能夠加速產業升級。
至於短期內影響較大的是引進外勞的企業，外勞的薪資也會隨著基本工資而調漲，而大幅提高成本，但這也是徹底調整台灣產業結構的機會，不再依附勞力密集產業。
面對台灣薪資的不合理，政府只是治亂世用重典，大刀闊斧放手調整基本工資是唯一的途徑。
此篇文章同時刊載於140310蘋果日報《蘋中信》專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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