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8年，我剛進《中國時報》採訪財經新聞，當時最熱門的新聞是紡織業的出口配額管理，有一天我寫了一則配額的小新聞，在《中國時報》的財經版刊登了短短的一欄題。
過了幾天，當我再到中華民國紡織業外銷拓展會時，這是一個專門管理紡織配額的單位，他的秘書長看到我破口大罵：「配額的新聞是不能寫的。你為什麼可以把配額管理登在報紙上呢？」
我一時不知所措，無言以對。他又繼續說：回去告訴報社，以後這種新聞不可以登，你們如果要再這樣亂寫，我會要新聞局、文工會去函糾正你們。我當時害怕極了！
回到報社，我一五一十的向採訪主任報告此事，沒想到採訪主任竟冷冷的回答：「新聞局來函糾正，我會把公文丟到垃圾筒中。」
我這個菜鳥記者不明就理，我很慶幸報社有肩膀，頂得住壓力，讓我們記者擁有絕對的新聞自由。可是這件事傳到了政治路線的記者同事耳朵裡，他們告訴我：「老何，你別做夢了！你們寫財經新聞擁有比較大的自由空間，可是我們寫政治新聞，政府事事都要管，動不動就接到關切電話，我們是沒有新聞自由的。」
我終於知道真相，那時候的媒體，財經新聞有比較大的自由空間，而政治新聞完全要看當權者的態度說話，完全沒有新聞自由。
時空環境改變，現在的台灣，為了中天新聞台是否撤照的問題鬧得沸沸揚揚，政府的說法是，撤照是NCC的權責，他們自有專業的判斷；NCC的說法是，中天新聞台品質不佳，屢屢違規被罰；在公聽會上，中天的老闆蔡衍明為了自證清白，說自己從未管過新聞報導內容的事……。
到底中天新聞台是否應該繼續在台灣存在呢？這是個言人人殊的問題，主張者各有立場，也都各自言之成理，是非難解！
要回答這個問題，要從全社會上層的大是大非著手，我們要問的是：我們這個社會是否擁有新聞自由？而是否擁有新聞自由，又要以政治權力（當擁者）能否干預媒體運作及新聞報導的走向，進而控制了全社會的新聞報導的風向。
我剛進新聞界的那個時代，是蔣經國當政，權傾天下的時代，那個時候沒有真正的獨立媒體，兩大報：中時、聯合報系，全部要看蔣經國的臉色辦報，他要你寫的，你不敢不寫；他不准你寫的，你絕對不敢寫。當權者可以用各種手段處罰你，包括停刊、撤照……，那是個威權統治的一言堂時代。
而台灣自從蔣經國去世以後，就走上了新聞自由的時代，所有的媒體經營者都可以按照各自相信的事，去經營媒體、去主導新聞走向，當權者對媒體只能溝通，只能用買廣告表示友善，從來不敢干預媒體的立場，也不敢過問新聞報導 走向。如果此時中天撤照，表面上的理由是新聞品質不佳、是新聞立場偏頗，可是所有人都知道這是當權者在消除與自己不同的聲音、在打擊新聞自由，只是假借技術官僚系統NCC之手，行排除異己之實。
其實中天新聞台已是台灣媒體生態系的一部分。台灣媒體已有很長的時間不是靠媒體本身的中立性，來維持新聞報導的平衡，而是每個媒體各擁立場，各自佔據新聞光譜的某一個位置。
以統獨立場（或者親中，反中亦然）為例，有的媒體極獨、有的媒體偏獨、有的媒體偏統，也有的媒體極統，所有的媒體集合起來就形成台灣媒體自由的多元性。而中天新聞也在其中佔據一個位置，雖然他的立場偏離台灣民意的主流價值，也不符合當權者的施政理念，但他的存在仍是言論生態系的一部分，他的存在也代表當權者的肚量寬宏，他的存在更代表著台灣真正擁有言論自由。
技術官僚NCC如果要以新聞品質撤銷中天執照，那我們請問哪個電視台不是錯字滿篇？哪個電視台不都是狗屁倒灶的新聞？如果NCC要以蔡衍明影響新聞走向，那我們也要問，哪一個電視台的老闆不關切新聞報導？每一個有實質控制權的媒體老闆都是編輯台背後的影武者！
中天撤照與否，不能看細節，只能看大事，而真正的大事是：我們要回到威權統治的一言堂時代嗎？
留言列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