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是我追蹤核四廠三十年,所得到的結論。
民國七○年代初期,我還在《中國時報》當記者時,經濟部提出了核四建廠計畫,總經費達一千六百億元,我基於效益、安全……等理由,連續做了一星期的核四專題,終使俞國華院長出面宣布緩建核四,而這也是我與核四廠的第一次接觸。
而在此之前,因為記者的身分,我已經不知多少次參觀核一、二、三電廠,我深知核電廠最重要的就是安全,為了確保安全,電廠興建的每一個環節:設計、施工過程、材質,都要在專家最嚴密的控管下完成,可嚴密追蹤、驗證,經確認安全無虞時,才能商轉。而核一、二、三廠的興建,就是經過這樣的過程。
之後,我離開了第一線的新聞採訪工作。核四廠也在十餘年之後重啟建廠計畫。但新聞工作的直覺讓我仍然持續關心核四廠的興建。
而在二○○○年,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,驟然宣布核四廠的停建,我就警覺到這是台灣人災難的開始。因為鉅額善後處理經費,可能和建廠的經費相距不遠,因為當時大多數的合約已經簽訂,錢不能不花。
而真正的災難,則從國民黨黨團發動立委,讓核四復建開始。因為核電廠在施工順利時,都未必能絕對確保安全,經過停工的波折、外包廠商的更替、時程的拖延,核四廠的安全更不容易確保。
我本以為台電專業團隊及原能會等專業單位,會對復建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提出質疑,或許這些單位也做過努力,但專業的意見,終究敵不過藍綠惡鬥的政治角 力,核四廠還是走上了復建之路,台電的核能團隊,也被迫承擔了他們根本沒能力完成的任務。
基於記者的本能和對自己家園的關心,我持續用我自己的方法,關心核四的建廠過程及安全確保問題。
我利用各種機會接近相關的核心單位,包括台電本身、經濟部主管官員、原能會官員、學者專家及國外核電廠工程專業人士……。我也有機會受台電之邀,前往興建中的核四廠參觀,當我站在反應爐的巨大建築中,台電人員告訴我,原料棒都已經到位,就儲存在腳下巨大的水槽中時,我心中的涼意油然而生。
我接觸過所有的核四專家及當事人們,沒有人告訴我「核四無法絕對安全商轉」的結論,他們最多說到「很難」,或這是「近乎不可能的任務」,但記者的敏感及判斷,讓我做出「核四終究無法安全商轉」的結論。做為一個永遠不會離開台灣的人,我覺得有必要說出我的恐懼,讓台灣人民能做出選擇,避免災難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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