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長期被低估的薪資結構已經成為全國民眾共同的痛,郝龍斌甚至以「國恥」來形容,最低的薪資結構已成為朝野共同撻伐與熱議的政治話題。
總統馬英九已正式對企業界道德說服,希望調高企業薪資,只是道德說服始終未見成效,而在野黨則提出調高基本工資到2萬以上的說法,似乎也沒有獲得執政黨的正面回應。如果薪資過低,真的是台灣必須面對的問題,那要如何對症下藥呢?
其實薪資結構是自由市場供需形成的結果,政府並沒有有效的方法以進行干預,而唯一與薪資有關的工具,只有基本工資而已,因此要想改善台灣的薪資結構,放手調漲基本工資是唯一的方法。
政府訂定基本工資是要維持國家最低的工資水準,其實基本工資與整個國家的平均薪資相距甚遠,可是基本工資的調整仍具有指標型的參考意義。
因此過去台灣政府在調漲基本工資時,多極為審慎,每年都是在勞工團體的催促、工商團體的阻擋角力之下,不是維持不動,就是象徵性的調高。
以最近 10 年為例,只有在民國 96 年調整了百分之 9.09,從 15840 調到 17280,然後在民國 100 年及 101年分別調高到 17880 及 18780,而去年則象徵性的調高 200 多元。這代表政府在基本工資調漲上,以照顧企業競爭力為第一優先,勞工權益完全被犧牲了。
因此要想調整台灣的薪資結構,當務之急是大幅調整基本工資,以現行的基本工資 19047為例,如果調整百分之 10,到 20951 也不為過,這個幅度大幅超越在野黨期待的 2 萬元。
基本工資的調整雖未必連動民間薪資的調漲,但是如果基本工資一次性的調漲百分之 10,這一定會形成民間企業的年度調薪指標,而帶動整個薪資結構向上調整。
只是大幅調整基本工資,是否會影響經濟發展、損及企業競爭力呢?
短期的震撼在所難免,但這也會迫使企業不得不走上創新之路,以提高附加價值,做為競爭手段,如果能如此,反而能夠加速產業升級。
至於短期內影響較大的是引進外勞的企業,外勞的薪資也會隨著基本工資而調漲,而大幅提高成本,但這也是徹底調整台灣產業結構的機會,不再依附勞力密集產業。
面對台灣薪資的不合理,政府只是治亂世用重典,大刀闊斧放手調整基本工資是唯一的途徑。
此篇文章同時刊載於140310蘋果日報《蘋中信》專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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