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能相信自己嗎？當然可以。
這是每一個正常人的答案！
但如果命題換成：如果我執行公務，當我必須遵守的專業倫理，與人情、親情衝突時，我能相信自己嗎？
又如果我的專業倫理面臨金錢的誘惑，面臨權勢的威脅時，我又能謹守專業，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嗎？
如果我是誠實的台灣人，我會承認自己可能無法把持，我是一個不能被完全相信的人。
這就是台灣社會的實況，做事喜歡攀關係、走捷徑、盼得到特殊待遇。而社會中確實也關係有用，有人情可講，注重情理，儘可能不講法，堅持照章辦事的人會被認為矯情，堅守岡位執行法律的人會被冠上酷吏之名。沒有朋友的政治人物是笨蛋，沒有敵人的政治人物人人稱讚。
這不是批評，而是身為一個台灣人，對自己捫心自問的告白。這也不是自我貶抑，只是在探討我們在推動任何政策改革時，必須要理解的社會現實。
或許是對本性的徹底理解，我們的老祖宗在歷史上設計了壽命最長的科舉制度，用科舉決定了統治權力的分配，科舉未必是好制度，但好處是絕對公平，最能夠破除我們關係、人情、關說導向的民族性，類似的精神其實還存於現代社會之中，聯考制度就是典範案例。
只不過台灣的當權者似乎逐漸忘記了我們人性的弱點，想盡辦法要擺脫聯考制度。
這幾年來的教改，似乎都把聯考制度視為毒蛇猛獸，視為學習最大的障礙，要設法降低聯考的影響力，把升學的選擇權儘量交到學校的體制內，雖然不能完全排除聯考制度，但大方向是不變的。
實施在即的十二年國教，也看到去聯考制度的影子，加入了許多選才的評量標準，例如學生所學習的才藝、參與的各項活動、公益，都有可能加重錄取權值，這些都是從西方世界引進的概念，立意良善。只是，真適合台灣嗎？
我們整體教育體系的從業人員都準備好承擔這樣的責任嗎？他們都認同這樣的託付，代表全國家長們對教育體系的完全信賴嗎？他們能遵守絕對的專業倫理，不受人情、私心的干擾，也不會對富豪之後另眼相待，更能對政治人物及當權者的影響關說，大聲說不嗎？
顯然許多仍抱存質疑的家長們不放心也不相信，我們不認為一向以人情關係導向的民族性會一夕改變，妥協隨俗仍無所不在，如此因人而異的評量會公平嗎？升學體系中的自由裁量權越大，擁有財富及權力的強勢家庭可關說、影響的空間越大，出身弱勢家庭的學生就越可能被犧牲。
公平是社會最基本的價值，負責教改的官員別忘了我們的民族性。
此篇文章刊載於130715 蘋果日報《蘋中信》專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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