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能相信自己嗎?當然可以。 

  這是每一個正常人的答案! 

  但如果命題換成:如果我執行公務,當我必須遵守的專業倫理,與人情、親情衝突時,我能相信自己嗎? 

  又如果我的專業倫理面臨金錢的誘惑,面臨權勢的威脅時,我又能謹守專業,富貴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嗎? 

  如果我是誠實的台灣人,我會承認自己可能無法把持,我是一個不能被完全相信的人。 

  這就是台灣社會的實況,做事喜歡攀關係、走捷徑、盼得到特殊待遇。而社會中確實也關係有用,有人情可講,注重情理,儘可能不講法,堅持照章辦事的人會被認為矯情,堅守岡位執行法律的人會被冠上酷吏之名。沒有朋友的政治人物是笨蛋,沒有敵人的政治人物人人稱讚。 

  這不是批評,而是身為一個台灣人,對自己捫心自問的告白。這也不是自我貶抑,只是在探討我們在推動任何政策改革時,必須要理解的社會現實。 

  或許是對本性的徹底理解,我們的老祖宗在歷史上設計了壽命最長的科舉制度,用科舉決定了統治權力的分配,科舉未必是好制度,但好處是絕對公平,最能夠破除我們關係、人情、關說導向的民族性,類似的精神其實還存於現代社會之中,聯考制度就是典範案例。 

  只不過台灣的當權者似乎逐漸忘記了我們人性的弱點,想盡辦法要擺脫聯考制度。 

  這幾年來的教改,似乎都把聯考制度視為毒蛇猛獸,視為學習最大的障礙,要設法降低聯考的影響力,把升學的選擇權儘量交到學校的體制內,雖然不能完全排除聯考制度,但大方向是不變的。 

  實施在即的十二年國教,也看到去聯考制度的影子,加入了許多選才的評量標準,例如學生所學習的才藝、參與的各項活動、公益,都有可能加重錄取權值,這些都是從西方世界引進的概念,立意良善。只是,真適合台灣嗎? 

  我們整體教育體系的從業人員都準備好承擔這樣的責任嗎?他們都認同這樣的託付,代表全國家長們對教育體系的完全信賴嗎?他們能遵守絕對的專業倫理,不受人情、私心的干擾,也不會對富豪之後另眼相待,更能對政治人物及當權者的影響關說,大聲說不嗎? 

  顯然許多仍抱存質疑的家長們不放心也不相信,我們不認為一向以人情關係導向的民族性會一夕改變,妥協隨俗仍無所不在,如此因人而異的評量會公平嗎?升學體系中的自由裁量權越大,擁有財富及權力的強勢家庭可關說、影響的空間越大,出身弱勢家庭的學生就越可能被犧牲。 

  公平是社會最基本的價值,負責教改的官員別忘了我們的民族性。

 

 

 圖片1       此篇文章刊載於130715 蘋果日報《蘋中信》專欄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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