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永遠忘不了第一天做記者的經驗。
那一天我到報社上班,因為是考試錄取,而我又不是新聞科班出身,因此忐忑不安。我的主管看到我,就丟了一大疊資料給我,說:「把這些資料改寫成五百個字的新聞稿,寫完交給我!」
接到指令,我愣在當下,不知如何是好。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叫「新聞稿」,更不知道如何寫「新聞稿」。我完全沒受過任何記者的訓練,更慘的是第一天到報社,舉目無親,沒有任何人可以問,那是一個人被丟到荒郊野外,要自力救濟、野地求生的感覺。
我永遠忘不了第一天做記者的經驗。
那一天我到報社上班,因為是考試錄取,而我又不是新聞科班出身,因此忐忑不安。我的主管看到我,就丟了一大疊資料給我,說:「把這些資料改寫成五百個字的新聞稿,寫完交給我!」
接到指令,我愣在當下,不知如何是好。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叫「新聞稿」,更不知道如何寫「新聞稿」。我完全沒受過任何記者的訓練,更慘的是第一天到報社,舉目無親,沒有任何人可以問,那是一個人被丟到荒郊野外,要自力救濟、野地求生的感覺。
如果把台灣人排成一列向前行進的隊伍,那現在領頭在前的是三、四年級生(五十餘歲到七十餘歲),現在的台灣是在他們手上所形塑與建立,現在他們也帶領了整個台灣向前邁進。
問題是,這一群三、四年級生思想老舊、態度消極,向現況妥協,視改革為毒蛇猛獸,整個隊伍停滯不前,排在後面的年輕人早已極端不耐,蠢蠢欲動,只不過領頭的三、四年級生依然悠閒漫步,毫無所覺。
回政大與學弟妹們分享人生經驗,談到我一生都在追逐喜歡的事,當我做我喜歡的工作時,我擁有最大的快樂,也得到工作最大的成就。
這個說法引起學妹們的好奇,她們問:如何知道自己最大的樂趣是什麼?而當工作與興趣無關時,又該怎樣辦?
其實不只在學的大學生對自己的興趣不確定,我遇到許多職場中的工作者,他們已工作了許多年,但對自己的興趣也仍茫然不知,所以探索自己的興趣,是人生重要的課題。
今年從太陽花學運開始,台灣就沒有安寧過。反服貿、反核四、反自經區、反十二年國教、到合宜宅出現大弊端、副縣長收押,這一切都使人對台灣政府的施政能力打上問號,進而使全國民眾對政府所提出的政策,一律先質疑再說,而一旦有人提出反對意見,又很快的匯聚成民意共識,台灣政府已近乎寸步難行了。
上個世紀、九○年代以前,台灣政府在蔣經國時代,擁有的是廉能的高效率形象,雖然本質上是獨裁政府,但是施政有效率、有能力。
剛進入社會時,仍然是最愛玩的時候,一次到烏來露營郊遊,一起參加的人裡面,有一位是溪釣高手,他攜帶了全部的釣魚工具,準備讓我們好好享用鮮魚大餐。
我完全沒學過釣魚,但聽到有高手在此,很高興與他一起嘗試釣魚。那天晚上,我們兩個就一起徹夜垂釣。我因為不會、不懂,所以都是他在釣魚,我則當助手,有空時我也會試試看。
這一晚上是我的溪釣學習全體驗。我從完全不懂,不斷的問一些最基本的問題,到後來越問越深。也從完全不會釣,到試試看,到後來我也能釣到一些魚。剛開始,這位溪釣高手覺得我很煩,老問一些笨問題,但因為我也幫了些忙,因而也就勉強回答,到最後我們變成好朋友。
談起台灣的低薪,每一個人都痛心疾首,對台灣企業主的苛刻算計,大多數人也都千夫所指。台灣人都指望老闆們能大方的分潤、多給員工加薪,以改變台灣低薪的現況!
事實的真相真是如此嗎?並不盡然!
我永遠記得第一次到日本的見聞,尤其是在新宿的一個小居酒屋中,我見識到日本人的執著與高標準。
在日本的友人帶領我到一個小的居酒屋中吃日本料理,那一盤生魚片,堆放在一個小木船中,像小山一樣高,又新鮮、又好吃,讓我大開眼界。這時日本的友人說話了:「口味還不是這家店的特色,你看看店裏的桌子!」
這時我才仔細察看店裏的擺設,這是一家極傳統的小店,桌子椅子都由大塊的杉木組成,桌面的杉木之間,還有一些小縫隙,而老闆的工作袍也一樣,非常有日本鄉間的純樸感,除此之外,我看不出有何異狀。
每次論及兩岸經貿關係,大陸都信誓旦旦的說是對台灣讓利。在議及兩岸服貿談判時,大陸的說法也是如此。而台灣負責經貿談判的單位同樣異口同聲,不簽服貿,是對台灣不利,好像台灣是不知好歹地拒絕大陸的讓利。
我同意在兩岸經貿談判上,大陸確實存在對台灣讓利的作為,也有諸多讓利的事實,但台灣難道只能單向承受大陸的讓利嗎?台灣能不能也有對大陸讓利的可能呢?
根據文化部委託的閱讀調查,台灣人一年讀了十三.五本書,這個數字直覺當然是太多了,但是經過調查單位的解釋,閱讀並不等於購買,如以購買而言,台灣人一年約略購買六、七本書。
此數字是以十二歲以上人口約二千萬人的樣本數調查,因此總圖書市場規模為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