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飛鵬：社長的筆記本

從我當一個小主管開始，我就努力學習如何完成公司交付的任務，從最基本的完成任務，到省時、省力、省錢的高效率完成任務，都是我追逐的目標。

我的全心全意都在學習執行力，力求把事情做對、做好，做到最有效率。每做完一件事，我就會自我檢討，有沒有做得比前一次更快、更好，每一次的檢討，都是我下一次改進的目標。

執行力只有一個檢查指標：是否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完成任務。而執行力講究的就是：工作分工、溝通協調、相互配合，以及工作流程的改造及最佳化。

我們是個自由上下班的公司，你早上八點上班可以，九點上班可以，十點、十一點上班也可以，沒有人會盯著你幾點鐘上下班，我們完全信賴工作者的自律，也給工作者全然的自由。

可是我們往往也會在一大早安排開會，同事都說，最好是十點開會，因為有些人習慣晚上班，太早開會等於為難這些人。

我不同意，我堅持一定要九點準時開會，這弄得所有人雞飛狗跳，為了開會，大家痛苦不堪，後來我順應民情，晚了半個小時，改成九點半開會，大家才慢慢習慣了。

經營公司，我有一些絕不可犯的原則，這些事，我及我的公司絕不可這樣做；我的團隊如果做了這些事，下場就是立即拖出午門斬首。

可是很不幸的，我經常面對極煎熬的考驗，堅持與妥協，永遠很難取捨。

我規定所有同仁，可以把公司的好講得天花亂墜，但絕不可批評對手、說別人的壞。

一位同事做錯了一件事，讓公司出現巨大損失，可是開會時，大多數人都選擇忘記，沒有人提這件事，我一方面納悶，為何大家都噤聲？另一方面面臨抉擇，我也要選擇閉嘴嗎？

最後我還是選擇說出來，我分析了前因後果，說明這件事是因人謀不臧，事前絕對有機會避免，事後應被檢討，以免日後再犯同樣的錯誤。會後我再向當事人致歉，並且承擔他可能無法釋懷的後果。

「對事不對人」是職場中非常重要的話題，在東方的社會中，要做到對事不對人相對困難。中國人的職場，通常是對人大於對事，對事情的處理，沒有絕對標準，因人而異，以致於出現因人設事的矛盾現象。

由於我是一個高度自主管理的人，我會做好自己的事，我很討厭別人在旁邊多嘴，不喜歡外部的管理，因此我在自行創業時，對團隊就採取了完全信任的態度，辦公室中自由放任、自己管理，幾乎沒有任何形式上的管理行為。

那時我們辦公室上下班完全不用打卡，隨時自由進出，也沒有正常的上下班時間，每個人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時間上下班，所以那時的辦公室，即便半夜也是燈火通明，因為有人選擇半夜上班，那是一個隨每個人所欲的上班環境。

直到有一天，發生了一件事，一個同事的家人找到辦公室，說這個同事已經三天沒回家了，想知道他在辦公室嗎？結果我們一清查，才發覺這位同事也已三天沒上班了，其他同事見到他已是三天前的事了，他三天沒上班，我們辦公室竟然毫無所知，這時候我開始覺得完全自由放任的辦公室，似乎不太妥當，應該有所調整。

身為專業經理人，有一個天生的角色衝突，當員工與公司有衝突時，主管要站在哪一邊？

比較簡單的選擇是站在公司這邊，因為發薪水的是公司，拿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既然拿公司的錢，當然要執行公司的政策，就算犧牲員工的利益，也情有可原！

當然也有少數人選擇站在員工這邊，這種人通常會變成悲劇英雄，不容於公司，下場是被犧牲而離開。

創辦《商業周刊》，我連續賠了十年。

在這十年中，我不斷檢討到底哪裡犯了錯？第一年我覺得可能是選題出了錯，可能是報導方向不合讀者的胃口，所以我們努力的改變內容方向。

第二年仍未見起色，我又繼續檢討！我覺得可能是我們工作方法有問題，所以我努力檢討工作方法，可是也沒什麼效果。

我想加一個主管薪水，我要人資把所有主管薪資都告訴我，並告訴人資，如果我加這個主管多少薪水，請人資研究，這樣對其他主管公平嗎？有沒有其他主管也相對被低估？

一個同事出差，想在國外順遊，要多請幾天假，我能准嗎？

一個同事，去上了EMBA，每週一因為要上一堂課，必須提早下班，提早兩個小時離開辦公室，我可以同意嗎？

當錯誤發生時，我們能心平氣和的檢討是非對錯嗎？

大多數人不能，尤其如果我們是犯錯的行為人，我們不是帶著愧疚，就是帶著情緒，我們又怎能心平氣和呢？而就算我們不是身陷其中的行為人，檢討是非對錯之時，也難免涉及相關當事人的對錯，所有的人又怎能心平氣和呢？

對事不對人，是我們常講的話，我們也用這句話，來減輕我們所說的敏感、且具有攻擊性的話語，試圖讓所有與聞者都能心平氣和的接受，只是似乎所有的人都很難心平氣和，因此我們「對事不對人」的說法並不容易成立。

有一次我要調任一位主管去整理一個虧損單位，這位主管堅持拒絕。仔細跟他溝通之後，他終於說出了事實的真相：他覺得在原有單位駕輕就熟，獲利也穩定，而新單位困難重重，前途未卜，去新單位是去跳大坑，因此他拒絕前往。

另有一次，我們要在中國啟動的業務，需要派人前進大陸，我一直苦無合適的主管人選，於是在主管會中徵詢大家的意見，看看是否有人願意請纓上任，但卻無人作聲，最後我只好說了：如果真的沒人願意去，那我只好自己去了！

過了一星期，一位主管來找我，說他願意去，我十分意外，因為他結婚不久，且小孩年幼，去了中國勢必與家人相隔兩地。他告訴我，他這一去對家庭是很大的犧牲，可是他認為不能讓最高主管御駕親征，且我年歲已大，這樣做太為難我了，再說，公司興亡，匹夫有責，他身為主管，願意犧牲下海，這讓我感動莫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