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兒大學念政治，當時我就問他，未來妳要當公務員嗎？她無法回答，因未來尚遠。我告訴她，如果我能給建議，希望妳別當公務員。但如果妳要走公職路線，請及早告訴我。她問我，為什麼？我說，我要努力賺錢，設法留一戶五十坪的房子，及三千萬台幣的存款給妳。這是妳這一輩子安身立命的基礎，有了這些，妳可以有過得去的生活。然後你才能放心當公務員，因為當公務員就是要為人民服務，置財富、個人名利於度外，我最恨公務員尸位素餐、圖謀私利、權錢交易。妳如要當公務員就要有清若一生，為人民服務準備，房子和錢不足以讓妳過好日子，但那是我做為一個人民，為一位未來犧牲奉獻的公務員的一點心意，也要妳一生別忘了投身公職的初衷。
女兒最終未能投身公職，我有點遺憾，因為少了一位可能清廉而願奉獻的公務員。但我也為女兒慶幸，因為以她單純、率直、溫和的個性，進了公職體系，可能被折磨得不成人形。
我當年未入公門，也是因為這個原因。一位教授位居高官，但教學不敢恭維，我也從而體會出公門的複雜、派系、逢迎、是非不明、事理不分，以我叛逆的個性，絕無法忍受，因此雖然受了公務員完整的培訓歷程，但我還是放棄了。
一個能力極強的業務主管，一向以積極進取見長，往往能為公司爭取到最大的利益，最近我卻側面聽到對他不好的評價，原因是他所負責的業務，在與供應廠商更新合約時，要降低折扣，僅以書面通知，完全不顧供應商的感受，也不問供應商是否願意，雖然供應商基於長期往來關係，也為了保住生意不得不接受，但卻對我們公司多所抱怨。
我們公司在台灣商場是個小公司，但在我們這個行業中卻是個大公司，對相關的合作廠商，我們更是指標型的公司：能與我們合作，不論對生意或信譽都是好事，因此難免造成工作團隊的驕態，也會從權便宜行事。
這是我不能認同的事，我要求這位主管前去道歉，為公司爭取最大的利益固然重要，但是禮貌不可少，道理不能虧，我不能接受我們是個蠻橫無禮也無理的公司。
台灣有線電視充斥了各種重播的節目，偶爾我會看其中的電影台，那是放空與休息的時間，隨著電影中的劇情，給自己一點休閒與想像的空間。
可是我經常看了許久之後，透過某些劇情、某些場景的提醒，我會忽然想起來，這個電影我已經看過，可是就算我知道這電影我已經看過，但我卻想不起相關的劇情，就算看第二次、第三次、我的感覺都像第一次一樣新鮮，我幾乎已經忘了電影中所有的劇情了。
對這種奇特的現象，我害怕是不是得了老年癡呆症，為什麼明明已經看過的電影卻完全不記得？為了找到原因，我仔細做了自我檢視，我發覺我並不是記憶力不佳，而是選擇性忘記，我對許多事記憶力極佳，但是對另外一些事，我卻是「看過就忘了！」
暑假期間，常有學生到辦公室中實習，一位實習生在實習結束時，給我留言。覺得實習期間沒學到什麼，因為大家都很忙，不太有人教導他。
這應是事實，我們公司，用人精簡，確實可能會對實習學生缺乏照顧，我向這位實習生表示歉意，未來也會改進，但我也和他分享了我的學習經驗。
大學期間，我有豐富的打工經驗。多數單位都像我們公司一樣，對工讀生不太注意，如果只想賺點打工錢，目的可以達成。但如果想再學點經驗，那就要自求多福，等別人來教你是不可能。而我的自學方法，可歸納為六個字：看、聽、想、問、做、學。
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從保險業開始，所以我認識非常多保險從業人員，也從他們身上我見識人性改變的奇蹟。
其中，一位非常成功的保險工作者，我看著他入行，從完全不懂保險、不懂銷售開始，前輩告訴他，賣保險要從關心別人、要從服務開始，他很努力的學習，每一天笑臉迎人，熱忱的對待每一個他接觸過的人，經常打電話問候、生日賀卡、送小禮物，他的過度關懷有時會讓人害怕，因為每個人都看得出來，他關心背後的業務目的。
當時我在想，關心做得這麼勉強、做得這麼「假」，誰能接受他呢？
年後上班，我給所有同事寫了封信，其中提到做出版的堅持：只要有一個人因為我們出的書而改變，我們就滿意。因為改變一個人，社會就有可能改變，人類就有可能進步。
這就是我做出版工作的原因，出版是個小生意，也是個繁鎖的生意，但我認為這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。一個人把他的經驗、體會、知識、發明、發現…轉化成文字、出成書，讓其他人、後來者能在他的經驗為基礎往上探索，人類才能進步。所以我自大的認為：出版是偉大的工作。
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人生，也有不同的歷練，也會有不同的專長，因此，理論上每一個人都可以寫一本書，分享自己的經驗和知識，這是我為什麼推動「為自己出一本書」 http://ownbook.popo.tw/apps/index.php 的原因。
當日本福島地震引發海嘯，進而導致核災發生後，我真正看到核能電廠的可怕，連最嚴謹細緻、訓練有素的日本人，都無力處理，最後形成「東日本消失」的慘劇。
這讓我開始思考核四廠的問題，因為如果核四真的發生意外，以台灣的地狹人稠，極可能是「中北台灣消失」，甚至是「全台灣消失」，這是我們能夠接受的嗎？
台灣是美麗的寶島，我們已經將台灣建設成最適合人居的地方，這也是我們二千三百萬人安身立命的地方，我不能想像核四的災難一旦發生，極可能台中以北及東台灣都在輻射範圍內，這區域擁有一半以上的台灣人口，又是政經中心，整個台灣將陷入癱瘓。大多數人都變成核災難民，我們要永生與核災共處。這就是「台灣消失」的災難。
為了關心核四，我上網搜尋了核四的訊息，結果看到了有關核四的內容，充斥著負面的壞消息：變更設計、施工錯誤、貪污舞弊、追加預算、完工延期……。
為了解決這些問題，明年還要追加五百多億預算，但是能否讓核四廠安全商轉，仍在未定之天，台灣人的核四噩夢還在上演。
有一回我遇到原子能委員會的退休高官，他告訴我他總算逃離了災難現場，不退休，未來一定出事。我問他，那為何不嚴格監督台電？不安全的話，就停掉啊！
核四廠興建遲遲無法完工商轉，雖尚未發生任何災變，但以它興建過程中的波折，不斷的追加預算、再加上安全上的疑慮，對台灣人民而言，說核四是「災難」絕不為過。
核四為何從一項國家的重大建設，變成「災難」？這要從民國八○年代核四重啟建廠時的策略錯誤開始。核四廠放棄了核一、二、三廠的委外統包建廠方式，採以分別發包，由台電自主興建，這是一項高難度的考驗，也是核四廠災難的開始。
由於核四廠興建，距核一、二、三廠已近廿年，當年有建廠經驗的工程人員多已退休，因此核四廠是在核電專案人員不足下興建，而且沒有國外總顧問的監督、指導，施工過程中的安全監控，離核電廠的標準甚遠，這是核四廠不斷傳出各種錯誤的原因。
這是我追蹤核四廠三十年，所得到的結論。
民國七○年代初期，我還在《中國時報》當記者時，經濟部提出了核四建廠計畫，總經費達一千六百億元，我基於效益、安全……等理由，連續做了一星期的核四專題，終使俞國華院長出面宣布緩建核四，而這也是我與核四廠的第一次接觸。
而在此之前，因為記者的身分，我已經不知多少次參觀核一、二、三電廠，我深知核電廠最重要的就是安全，為了確保安全，電廠興建的每一個環節：設計、施工過程、材質，都要在專家最嚴密的控管下完成，可嚴密追蹤、驗證，經確認安全無虞時，才能商轉。而核一、二、三廠的興建，就是經過這樣的過程。
